对“五鬼闹判”一类的面具舞蹈。肯定吧，是些神鬼迷信；改动吧，又从何下手呢？粗暴了不好，保守又不是。对这类舞蹈，不是不想挖掘，不想整理，实际存在着挖掘出来怎么办，又怎么整理的问题……老艺人反映：“只要政府点头，说老玩艺可以玩，我们一定玩好，并教给下一代。”艺人们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同时也非常慎重，不敢拿出老玩艺，怕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1955年去河南安阳，看到了老乡们自动改编过的“五鬼闹判”，硬结合上了斗争地主式的内容……

从主体叙事倾向上看，彭松先生在内心上是赞同民间舞的，肯定“五鬼闹判”的讽刺性；但外在的语境又使得他不能直言，怕和艺人一样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如果彭松先生继续做民间舞，那么他会在30年后的“改革开放”和50年后的“非遗”保护中看到当代中国民间舞面临的又一种左右为难。20世纪80年代，以国家行为运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简称“集成”）编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显示着一种对此前“破除封建迷信”和“破四旧”的否定，力图展示一种新的重访民间的身姿。这是一项浩大的、辛劳的、万里长城般的工程，功德无量。但是，由于工程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未能站在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高度，加之他们对中国民间舞本质和价值认知的内部与外部的困扰，“集成”所记录的民间舞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假晶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渗透到今天民间舞“非遗”保护工作中、课堂教学中和舞台创作中，使中国民间舞的文化整体在一点一点地变异。

（20世纪中期职业舞者的陕北秧歌扭进北京城之后产生了新的苦衷）

（新世纪的职业民间舞者在山东采风时得到的民间艺人的回答是“我们等着舞蹈学院编呢！”）

文化整体论所强调的是，在研究一种人类行为时，必须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的行文，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更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如果我们将中国民间舞从舞者身份、表达模态到身体话语一一拆解，那么就会陷入可怕的支离破碎的文化相对论，不仅要面对外部社会语境中的城市化、城镇化、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政绩工程化，还要面对内部言辞语境中的各类晚会的视觉盛宴化、各种比赛的技术技巧化、“非遗”展示的舞台化和旅游化、乡土述说的全民健身化……加之努瓦利耶所说的既得利益的“政府型知识分子”制造的不同转型期的不同冠冕堂皇的理论，今天的中国民间舞全然沉浸在了一个巨大的、目色五迷的、碎片代替体系的、形式压倒内容的乌托邦中。

（原型土家族灵堂的“跳丧”——撒叶尔嗬）

（变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号”《土家族撒叶尔嗬》）

同当年的彭松先生的境遇一样，这个乌托邦并没有给当代中国民间舞者们带来真正的尊严和安宁。在民间艺人方面，他们依旧持着“只要政府点头，说老玩艺可以玩，我们一定玩好”的热情与谨慎；同时对“负面乌托邦”的现状嗔面结舌，无可奈何。在职业民间舞者方面，他们则在优越感中心存焦虑：政府给予的合法性并不等于民间舞给予的合法性，身居主流的合法性却需要依靠不断地向下采风和向其他舞种靠拢才能得以维持。民间艺人的热情、谨慎与无奈和职业民间舞者的合法性焦虑，同时从两极挤压到“二老艺人”身上。这种种心狱与铁幕不打开，当代中国民间舞难以发展。

（形式压倒内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41号”《基诺大鼓舞》取代了原型基诺族“母亲鼓舞”）

于此之中，反思就成为突围的必要过程——对当代中国民间舞建设的20世纪50年代（包括之前的40年代）、60至70年代、80至90年代以及跨世纪后的状况进行反思。

（贵州苗族高台芦笙舞的老人们对民间舞负面乌托邦的“繁荣”无可奈何且无动于衷）

3证伪与求真

不可否认，包括《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在内的许多当代中国民间舞的建设工作者都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为我们走出当代中国连续转型时的困境提供了最基础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材料构成的立场、方法和内容也同时悖律式地形成了一种内部困境，其影响一直渗透到当代中国民间舞发展的各个维度，从“非遗”保护中的民间艺人身份到职业民间舞创作的动机构成。如此，反思中的“证伪”的工作就应该放在“求真”的探索之前，是所谓“欲前先后”。

（被证伪的由内蒙古乌兰牧骑表演的《查玛》）

和吴玉梅将成为东北赫哲族《天鹅舞》“非遗”传承人一样，山东邹城“ 阴阳板”的传承人为杨成举也于2008年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板”代表传承人。（杨成举，男，1951年生人，2009年病故，山东省邹城市香城镇人。1968年进入铁道部文工团舞蹈队。七十年代末转业邹城市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任文化馆副馆长；八十年代后期调入邹城市豫剧团，担任豫剧团副团长、团长。1983年，杨成举着手“阴阳板”的整理保护工作，后被评为“非遗”传承人）这种由“二老艺人”(地方文化工作者)作为传承人的现象在今天已经非常普遍，由此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是：身份的改变直接带来舞蹈模态的改变以及话语的改变，而且越往下传，这种变化越大。据杨成举的弟子——今天“阴阳板”省非遗传承人王长军介绍，最初版本已简略掉道士诵经、搭神棚等，后来就完全省略，只保留了舞蹈部分：“那些个步骤太繁琐，没有什么看头”。而政府的考虑是，烧香拜神的仪式中毕竟含有封建思想的成分，应予以弱化；而且当地的传统祈雨信仰已经消失，繁琐的祭祀程序冗长乏味，没有意义，舞蹈部分比较引人眼球，应当强化。所以，“阴阳板”的形式就由一男一女（男扮女装）而变成男女大群舞，祈雨与繁衍的所指也化为了通行的莺歌燕舞（参见张迪：《传统的重建——山东邹城“阴阳板”舞蹈形式研究》）。即便如此，“阴阳板”的非纯舞形式也难以进入职业民间舞者的视域，成为了上不来下不去的非民俗又非艺术的“非遗工程”，成为了从形式到内容的伪“传统的发明”。

（为争取“非遗”舞蹈而瓦解了仪式流程的山东邹城的“阴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