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已经八十六岁的邓小平踏上了前往南方的旅途。

这一回，他不光要亲眼看一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取得的惊世成就，还要去看望一位特殊的“亲人”。

这个人正是邓小平同志的发妻张锡瑗，只不过到了1990年，她已经过世整整六十一年了。

邓小平拉着小女儿邓楠的手走到张锡瑗的墓前伫立良久。

曾经的他对张锡瑗有一种深沉的爱，但随着张锡瑗的去世，这一切都只能被默默地埋在心底了。

如今站在发妻的墓前，邓小平的心中五味杂陈。

当年张锡瑗在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突然离世，对邓小平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由于国民党当时在上海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邓小平连张锡瑗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拜谒完张锡瑗的墓地以后，邓小平还特意叮嘱上海市有关的负责同志，让他们好好维护张锡瑗同志的墓葬。

张锡瑗同志不仅是邓小平的发妻，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妇女革命家和活动家。

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今天张锡瑗的名字都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那么，张锡瑗与邓小平到底是如何从相识走向相爱的呢?

张锡瑗去世的时候，组织上又是如何替她料理后事的呢?

作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张锡瑗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留下过哪些耀眼的成绩呢?

接下来，且让我们慢慢地道来。

一 异国他乡的“红色之恋”

早在1925年组织上就安排张锡瑗撤出上海，前往苏联参加学习。

刚刚到达苏联以后，张锡瑗对于这里的生活还不太习惯。

她既吃不惯苏联的黑面包，又受不了这里天寒地冻的气候。

这一切都使得张锡瑗的心里升起了一股非常悲凉的感觉。

一个女孩，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过着举目无亲的生活。

这对于张锡瑗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但万幸的是，她在苏联学习期间遇到了同样在这里留学的邓小平同志。

当时的邓小平刚刚结束在法国的工作。

由于法国政府在其境内大肆逮捕“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学生”，邓小平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抵达了苏联。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里，邓小平和张锡瑗相遇了。

这两个年轻人不仅有着相同的理想，也有着共同的爱好，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看着容貌秀丽的张锡瑗，邓小平最终还是动心了。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向张锡瑗表达了爱意。

张锡瑗看着邓小平的眼睛，也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张锡瑗也看出来了，邓小平是一个理想坚定、做事沉稳的人。

而且，邓小平比党内大多数的同志们都要年轻，将来他一定会成为我们党的“中坚力量”。

当时，邓小平只有22岁，而张锡瑗只有20岁。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也处于“物资相对匮乏”的状态。

因此，邓小平与张锡瑗的恋爱没有鲜花和礼物，也没有像样的仪式，只有一句简简单单的告白。

但是，在张锡瑗看来这就已经是最浪漫的一件事了。

当时在苏联读书的邓小平经常会遭到一些同班同学的嘲笑。

他们往往觉得邓小平的个子太矮，是一个滑稽的“小丑”。

但邓小平每次都可以用自己的智慧轻松地证明自己。

一段时间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质疑邓小平的能力了。

张锡瑗在与邓小平恋爱以后，也被邓小平身上的魅力所折服。

根据邓小平的描述，他只不过是一个农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

当年父亲为了供他去法国留学，可以说是散尽家财。

他很想带着张锡瑗回老家看一看，但是残酷的现实却不允许他这么做。

当邓小平和张锡瑗在莫斯科的雪地里谈论理想的时候，国内的局势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之下，广州政府组织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将北洋军阀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由于蒋介石名义上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此时的他大有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分庭抗礼之势。

很快，在北伐战争取得部分胜利之后，孙中山先生却溘然长逝。

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国民党内部迅速陷入了纷繁复杂的权力斗争当中。

最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各自控制了一半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他们都宣布“自己才是孙中山先生最合法的接班人”。

此时，似乎再也没有人关心北伐战争的“大计”了。

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还在积极地活动，为革命争取支持和力量。

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也使得他们在活动的时候非常被动。

一段时间过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纷纷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大量来不及撤走的好同志被反动派手下的军警杀害。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批在苏联境内留学的中国学生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由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里既有国民党的人，也有信奉马列主义的年轻人。

现在中国国内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这些人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

在组织的安排下，邓小平不得不提前归国参加革命斗争工作。

1927年7月，邓小平就在同志们的保护下抵达了武汉参加秘密会议。

在会上他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还认识了一个名叫毛泽东的代表。

因为邓小平个子矮、年纪小、看起来很不起眼。大家一开始并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最后，还是周恩来主动向中央的同志们推荐了邓小平，他才得到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当天夜里，邓小平就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人进行了畅谈。

几个朋友对于邓小平过去的经历都有十分认可，并叮嘱他要加倍小心。

这时候，邓小平才向大家透露了他与张锡瑗恋爱的消息。

言语之间，尽是浓情蜜意的“幸福感”。

这也是当时那段万分危急的革命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温馨时刻”了。

很快，张锡瑗也完成了学业回到国内。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张锡瑗也来到了邓小平主管的“中央秘书处”工作。

这让邓小平和张锡瑗再一次有了待在一起的机会。

不过，每天的工作实在是太繁重了，以至于张锡瑗和邓小平根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能够在交接工作的时候说上两句对彼此关心的话，就已经是他们能做出的“最亲密”的事情了。

为了更方便照顾邓小平的生活，张锡瑗主动提出要与邓小平结婚。

邓小平得知张锡瑗的想法以后也感到喜出望外。

在两个人一拍即合以后，他们立刻就给组织上递交了一份“结婚申请报告”。

对于这一对“红色鸳鸯”，组织上自然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

1928年，邓小平和张锡瑗正式结为夫妻，成为了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张锡瑗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二“富家千金”的革命历程

1906年，张锡瑗出生于当时河北省房山县的良乡镇。

与许多我党早期的革命烈士不同，张锡瑗的原生家庭可以说是相当富裕了。

她的父亲是良乡镇当地的“火车站站长”，手底下管着几个杂役。

所以，张锡瑗从小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

按理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张锡瑗应该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

但她从小就接受了“新式教育”，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没有人可以无缘无故地去欺压或者使唤另外一群人。

人跟人之间也不应该因为种族、工作、社会地位而互相歧视。

在这样的思想促使下，张锡瑗逐渐成为了周围伙伴中“最不合群”的那个人。

当别人都在关注风流韵事的时候，她却在想办法为自己家的底层雇工争取权益。

在她的努力下，张家的工人和车站里的杂役总算得到了一些相对优渥的待遇。

但这在张锡瑗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她的目的是帮助全中国的穷人摆脱压迫。

为此，她特意跑到了当时的“文化圣地”北京求学。

张锡瑗非常希望她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可以为之奋斗终身的一件事情。

在北京张锡瑗认识了我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同志。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锡瑗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

结果，张锡瑗就像是找到了人生的信条，从此变成了一个无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下，孙中山先生在苏俄的帮助下派遣部队北上讨伐军阀的部队。

而北京恰恰就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所以张锡瑗立刻就参加了支持“北伐军”的学生运动。

为此，张锡瑗甚至还被北京的军警抓进过监狱。

当时的张锡瑗早就有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奈何她无法达到入党的条件。

经过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张锡瑗先加入了当时的共青团，积极配合我党在北京市的各种活动。

对于这样的安排，张锡瑗自然也是欣然接受。

对于此刻的张锡瑗来说，真正的革命生涯正式到来了。

三 上海一别 终成“遗憾”

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张锡瑗，他们的身份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彼此的恋人。

在革命处于危难当中时，他们自然不能过度追求个人生活的自由与享受。

在两个人结婚不久以后，张锡瑗就怀孕了。

但这个时候，组织上却给邓小平摊派了一个“新任务”。

根据组织上的指示，邓小平必须前往广西百色组织当地的武装起义。

邓小平考虑到有孕在身的张锡瑗曾经产生过“推掉任务，陪伴妻子”的想法。

可张锡瑗也是一个识大体的革命者，她不断地劝说邓小平要以革命为重。

如果邓小平能够促成这次的任务圆满成功，那革命成功的日子也就会更早到来。

那时候，他们两个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但在这之前，邓小平都必须将自己全部都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

听了妻子的劝导，邓小平的心里还是有些犹豫。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并向组织上申请了对于张锡瑗的“特殊照顾”。

临别之际，邓小平看着张锡瑗眼里泛出了泪花。

他万万没想到，这次的告别竟然会成为他和张锡瑗之间的“最后一面”。

1929年，邓小平抵达广西的百色，开始与张云逸等人商量起义的具体事宜。

此时张锡瑗已经快到生产的“关键期”了，然而邓小平却也顾不上了。

同年12月，百色起义取得圆满成功，当地的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这对于国民党右派来说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回击。

广西一带素来是国民党军阀们的“核心地带”，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等于往敌人的心脏里插进了一把尖刀。

初次领导起义的邓小平取得了如此傲人的成绩自然要写信回家告诉妻子。

但当他收到上海方面的回信时，等来的却是一封妻子的“死亡通知书”。

原来，在邓小平正在准备领导百色起义的时候，张锡瑗就患上了严重的“产褥热”。

当时，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住在一栋楼里。

因此，一直以来都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负责照顾张锡瑗。

但张锡瑗主动要求周恩来不要将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诉邓小平。

最后，张锡瑗在上海的宝隆医院里不幸去世了。

她的孩子也因为恶劣的医疗条件和生存环境没有能够挺过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看着如今这个混乱不堪的局面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告诉邓小平。

而此时，国民党的军警又对大家居住的地方进行了一次突袭。

所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通知邓小平这个“噩耗”，就必须要转移了。

1930年，当一切都安顿好了以后，大家才重新联系上了邓小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根据张云逸的回忆，邓小平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过一句话。

丧妻加丧子的剧痛让他这个平时幽默风趣的人突然变得沉默了起来。

得知消息以后的邓小平就像是一个字黑暗中前行的勇士，他必须一个人扛下这一切。

在同一年，中央派遣李强同志回到上海滩，专门负责料理张锡瑗同志的后事。

由于担心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李强只能用化名先将张锡瑗的骨灰安葬了起来。

而后李强便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消息，自己则转身去研究无线电装置了。

在往后的岁月里，虽然邓小平还有过两段婚姻。

但是张锡瑗依旧是他心中难以触碰的一块“伤疤”。

每当想到张锡瑗的时候，邓小平都会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之中。

有时候，他甚至会独自一个人在深夜里抱头痛哭。

但无论他怎么做，都无法挽回张锡瑗的生命了。

1990年，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同志突然想要去南方看一看。

彼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无数的奇迹在这里发生。

邓小平主动提出让小女儿陪他走一趟，顺便去看看“张妈妈”。

邓小平口中的这个“张妈妈”正是张锡瑗，尽管邓小平的孩子们都没有见过张锡瑗。

但他们对张锡瑗依旧充满了尊崇和敬意，更听父亲讲过很多关于她的故事。

来到上海以后，邓小平主动问起了张锡瑗同志骨灰的情况。

邓小平告诉大家，如果张锡瑗的骨灰还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他希望能够将妻子带回“北京八宝山”安葬。

但上海市的负责同志告诉邓小平，张锡瑗同志的骨灰已经被安葬在了上海的龙华烈士陵园。

邓小平点了点头，转身拉着女儿走了出去。

站在张锡瑗的墓前，邓小平让女儿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

这既是他身为丈夫的亏欠，也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同志”为张锡瑗献上的“敬意”。

只见，邓小平不顾年迈的身躯对着张锡瑗的墓碑鞠了三个躬，整个墓地里充满了静谧的气息。

七年以后，邓小平也在北京因病离世。

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卓越的领导人，邓小平可以说是功勋卓著的。

但对于张锡瑗这个“结发妻子”，邓小平的心中却始终充满着无尽的遗憾与愧疚。

这既是一个革命者“舍小家为大家”的胸怀，也是一个丈夫心中最深的无奈。

当我们回过头去翻阅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被一些文字所感动。

而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往往有着更为激动人心的力量和振聋发聩的声音。

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无上的光荣与理想，我们的人民才收获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而在这些历史当中，有着无数的勇士和英雄!

在我国的近代历史上，曾经涌现过无数的仁人志士。

他们都曾经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国家寻找富强的道路和方法。

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倒在了为民族争取解放的路途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