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年迈的院士，但有人说他“还年轻’；他仍站在学术前沿，却感叹自己过时了；他的记忆总是“焊接”在西南联大上；他是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却惹来亲近下属的“抱怨”；他仍不想退休，但反对院士享受“特殊待遇”。

　　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

　　作者 | 陈璇

　　潘际銮院士86岁了，但“退休”仍然是件很遥远的事情。

　　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裹着灰色呢子大衣，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

　　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

　　这座三层老建筑物的楼龄比这位院士还要小28岁，建于1955年。那时，潘际銮在这里筹建清华大学焊接专业。

　　在这座老焊接馆，“潘际銮”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不过，对很多普通公众说，这个难读的名字，同样也很陌生。

潘际銮院士骑自行车带着夫人穿行在清华园中

　　与潘际銮相关的很多成就，已经被写进教科书。比如，中学生在地理课本里读到的秦山核电站，他是这项工程的焊接顾问。

　　很多人不知道，当他们乘坐着高铁，奔驰在铁轨上时，已和那位在焊接馆摸钢板的老院士，产生微妙的关联。潘老先生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在深夜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这年，潘院士已经年过80岁了。

　　不过，对这位“身陷”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老”了的唯一指标。

　　比他小好几轮的同事郑军说，“潘老师还很年轻呢”。

　　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

　　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镜，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当然，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直径以及气压值。

　　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尽管，潘际銮丝毫不认为自己的研究“过时”了，但是他用坦然的语气说：“我是一个老派的过时的科学家。”

　　如同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潘际銮喜欢回忆往事。他时常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一边夹着菜，一边念叨起他的西南联大。

　　毕业50多年的老校友潘际銮，如今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他说，自己之所以被选为会长，是因为“还很年轻”。

　　这个中国著名校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0岁。

　　如今，年纪越往上攀登，潘际銮的记忆，就越爱寻找属于西南联大的“焊接点”。

　　去年11月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聚在一起。他们有的被家属扶着，还有的已经“糊里糊涂了”。

　　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

　　他环顾四周，看到眼泪顺着很多张布满沟壑的脸，往下淌着。

　　潘际銮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想“干活”，是因为自己“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仍然“可以为国家做贡献”。

　　“爱国”从这位老科学家的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的耳朵里听着，“一点儿都不空洞”。

　　20多岁时，在炮火声中从老家九江逃难到昆明的潘际銮，“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

　　此刻，正当潘际銮坐在老旧的焊接馆里，“焊接”着往日的艰难岁月时，窗外晃动着很多年轻的身影。这一天，是2014年公务员“国考”日。

　　每一代青年人，都面临着人生选择。当年潘际銮主动报考焊接专业时，这门学科还很冷清。当时还有人笑话他：学焊接？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干吗？

　　显然，当潘际銮决定学焊接时，并不能预见是否有光明的个人前途。不过，他认为，“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西南联大44级校友说，“那时候读书，纯粹求学问，不想功名和前途。”

　　在他看来，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件“后知后觉”的事情。他回忆，当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后来，他被告知，“评上院士了”。

　　“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

　　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后，能让他惦念的事情，已经不多。1992年，他开始作为南昌大学校长的试验。10年间，他一直试图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和方式，“焊接”到南昌大学上去。

　　很多人眼里性格随和的潘校长，显现出改革者“铁腕”一面。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

　　初入南昌大学，潘际銮晚上在校园里外散步时，经常看到学生在跳交谊舞和打桌球。这些场景显然与他记忆中的大学生活，并不相符合。

　　他总是回忆起，当年宿舍太拥挤，学生就去学校附近的茶馆看书和写论文。

　　经常说起的例子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小说。

　　潘际銮要扭转南昌大学的学风。“三制”的焊接轨迹，带有明显的西南联大特征。他并不讳言，自己大一时也曾物理考试不及格，而西南联大“8000多学生，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

　　作为南昌大学的校长，潘际銮“抓教学和科研”，但他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

　　“他是个放权的校长。”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显然，这位老校长很了解，“管钱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不亲近这些权力。

　　潘际銮用西南联大式的方法，重新拼接南昌大学。最明显的成果是，昔日薄弱的院校，在他任上的第五年，成为一所国家“211”重点大学。

　　不过，潘际銮的一些学生和下属却说，他们并没有跟着校长“沾光”，也没有得到“实惠”。

　　说起自己的导师，在南昌大学任教的张华，有“苦水”要倒。身为校长的学生，张华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而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

　　当时，作为校长秘书，徐丽萍都不敢印名片，“那么大年纪，还是科长，实在不好意思啊”。

　　而潘际銮本人，对名片上的头衔，并不在意。2002年，他从南昌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卸任，回到清华园的焊接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