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另一面：从前对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当上个时代的写作者被一个个抛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所生产的内容的好坏无所遁形。

　　刺猬公社 |彦东

　　2015年8月的一天，王恺在家里写完《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他作为《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的最后一篇稿子——便给主编打了个电话。

　　“我明天不去上班了，我要辞职”，王恺说。

　　就这样，他离开了这家效力了10年的知名刊物。

　　王恺几位在三联的老同事都觉得，他的离职非常突然。从2010年就开始与王恺合作的摄影记者蔡小川，虽然偶尔会听到他发牢骚嚷嚷着要转行，但没当真，“那几年纸媒不景气，大家都在聊转型的事儿，我一直以为他是自嘲，是开玩笑的”。

　　

　　但王恺不仅真的离开了《三联生活周刊》，还在2016年6月16日正式推出了直播项目“日刻”。

　　“我很害怕人生的单一不变”，王恺对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说，自己从记者时代到现在的新媒体创业一直在怀疑，自己所做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点在何处、怎样能变得更好。

　　但他说，大部分结论“可能都是假象”。

　　“内容的世道可能变了”

　　王恺的自我怀疑，是从记者时代就开始的。

　　200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之后，王恺由于历史系硕士出身，幸运地凭借抗战系列报道被时任主编朱伟注意到，并在之后快速成长为这本周刊的主力记者。

　　而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进一步让朱伟看到了王恺身上与其他人不同的潜质。

　　当王恺进入震后的北川县，山体仍在滑坡，余震还在不断发生。一开始，他并没有感觉害怕，“看到死亡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恐惧”。

　　看到救援人员在挖人，王恺想参与救援，但他只敢拿棍子去敲倒塌的建筑，“当时不能够跟救援人员对话，会让人想哭 。”之后的几天，王恺几乎丧失了采访的能力，仅仅与别人聊几句就到达了精神的极限，更不要谈写作了。

　　

　　几天后，王恺从情绪中勉强走了出来，分两日写了两万字的报道。时至今日提起这个话题，他对上版的稿件依旧印象深刻——“我会强调尸体的味道。我觉得是有点火焰的那种焦味，有口红的香味”——朱伟删去了这段描述。

　　“他还是觉得新闻报道要有所克制吧，那句话可能让他感觉到了冒犯”，但王恺补充说，“我的稿子是让他哭得最多的”。

　　朱伟在王恺早年间文集《文艺犯》的序言中回忆道，王恺的稿件“呈现出更真实的撕裂之痛。从灾区回来，他的心灵刻痕也是最深的”。他认为，“这种刻痕来自情感的过激反应”，而根源在于其“心扉脆弱”，朱伟将王恺的采访写作能力总结为“感知”，而不是靠逻辑推演和意象。

　　编辑王恺的文章，常让朱伟感慨，“他竟能把一个个平行着的感觉，硬就混杂死缠在一起，还难分难解，颇有密度”。

　　2012年左右，王恺被调往文化部，同样刊发了很多重要的报道，后来，三联的所有茶刊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蔡小川觉得，王恺采访台湾、日本的茶道大师的方式不像一般的记者，“他们能玩到一起”、“像在对话”。

　　解致璋、廖宝秀等台湾茶人虽然在茶道界名声显赫，但在王恺之前却从未接受过采访。这些茶人接受采访并非因为王恺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而是因为“他的个人修养”。

　　

　　这还致使三联的几期茶刊在淘宝上涨价几十元，因为“有价值贡献”：“大陆茶人没什么机会了解这些信息，全靠学习王恺的文章”。王恺的一位同事评价说，王恺的文章很特别、甚至有些“另类”，“他写的茶刊像AV一样，能勾起人的欲望”。

　　虽然昔日同僚都很佩服王恺的写作能力，但事实上，王恺在升任主笔之前，就对自己做的内容产生了怀疑——“内容的世道可能变了”。

　　微博刚兴起的那些年，王恺在微博上看到网友拍摄的社会突发事件，让他感到“震惊”。他想，如果换他去拍，或者拍摄者是稍微会拍一点的普通人，这些画面给受众们的震撼、体验要比文字全方位得多。那时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率先死掉的可能就是社会新闻。”

　　后来，他甚至怀疑起了自己所做的文化类报道的价值，文字是这些内容最好的呈现方式吗？即使仅谈写作这一个维度，三联业已形成的一整套写法是最好的吗？

　　“内容不死，但总得搞清楚内容是什么你才不死啊”，他认为，早年间很多说内容不死的记者“可能根本不理解内容是什么”——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说得清。

　　王恺在三联的最后一次大任务是采访侯孝贤。按理说，这位极少接收媒体采访的名导能和他聊了一个小时，应该是件很得意的事。但王恺却说，在整个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兴奋点寥寥。

　　

　　写作框架、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在采访之前王恺就已经想好了，“没有创造的感觉”让他感到疲惫。

　　彼时，恰巧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创办的活字文化也想做新媒体，这个机会让王恺有高度的自由去探索，这让王恺动了心。即便对新媒体的玩法还没有成熟、清晰的想法，但秉承着“总得做点什么新东西”的想法，他最终还是离职了。

　　“杂志化”内容做直播，也有人看

　　王恺说自己对新媒体的玩法没有清晰的想法并不是开玩笑而已。2016年是直播元年，但实际上“日刻”早在2015年12月份就开始策划了。不过那时，直播还没有被吹成风口，日刻也没有被敲定就是个直播项目。

　　王恺感慨最初就是“瞎做”，当时团队只是模糊地觉得，新媒体应该以影像为主，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节目。但做短视频既烧时间又烧钱，少量团队还无法保证出产量。王恺判断这个项目不能这么做。“这个事儿做不了，做不了怎么办，硬做吧”，王恺说。

　　

　　日刻的产品形态最终确定直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创业在即，王恺开始频繁接触平台方、从业者和投资人。2015年底，腾讯的一位内容购买者找到王恺，说腾讯要上马直播平台，希望和日刻合作。

　　那时的直播以秀场为主，“还是很低俗的内容”，王恺觉得直播早晚会有消费升级，值得一做。而且，做直播的话，腾讯的新闻客户端专门开直播栏目给日刻做推广，但做短视频就没有这种渠道红利。

　　可具体到怎么做内容，腾讯和日刻“都是糊涂的”。腾讯的负责人建议他，既然有这么多文化名人的资源，比如北岛、金星等，不如就请名人做直播。

　　王恺找了活字文化的几个知名作者，如周有光、叶嘉莹等，但活字的作者年龄偏大，不愿意做直播；具有社会公众人物属性的金星则不愿意第一个做。

　　随后王恺开启了“杀熟”模式，“逼”着私交甚笃的知名导演田沁鑫“上马”。可是王恺依然惴惴不安，内容应该怎样做依然毫无头绪。

　　在和腾讯讨论后，他也只得到了一个“很粗糙”的方案：“他们说，很简单呀，拿个手机和稳定器拍就行了”。

　　

　　最后还是王恺和田沁鑫敲定的内容，带几个演员直播讲讲《北京法源寺》这部话剧有关的东西、法源寺的历史和场景。

　　等到拍摄那天，田沁鑫问王恺是否准备了主持人，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愿意上镜。无奈之下，王恺对她说“你自己主持吧”。

　　所幸效果不错，第一期观看量有十多万。王恺事后总结，田沁鑫和几个演员毕竟是演艺行业出身，而且由于她导过这个题材的话剧，愿意讲、也了解法源寺。顺便和演员对对话剧的台词，“也蛮有意思的”。

　　随后的直播，点播量有高有低，如《日刻考古：实地踏勘海昏侯墓园》点播量高达60、70万；茶文化类、还有一些艺术展的点播量却相对较低，而且这些点播量不高的直播还花费了很高的时间、资金成本。

　　“我迅速把它停掉，这事儿不能做（直播）”，王恺说，“至少我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