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日刻也尝试着追一些社会热点和话题,策划了《“辱母杀人案”中暴露的真问题》、《改编30年,我们为什么都爱西游记》、《老龄化趋势下如何面对“尊严死”》等节目。节目以对大家的访谈、或大家间的对话形式展现,结果反响很好,平均播放量也稳定在了11万左右。
这是让王恺感慨颇深的一点:哪怕在内容泥沙俱下的新媒体发展初期,人们依然不排斥从直播上观看很深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他称之为“杂志化”的直播。
王恺认为,日刻无论是文化类还是社会类选题,话题的选择、策划方向和思想性都和杂志很像。
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就能实现让数十万人在线观看的效果,这坚定了王恺对于传播形式重要性的设想。
日刻所属的活字文化在与北岛、豆瓣的合作中,首次尝试了音频这一表现形式。今年,日刻会尝试做5到6个比较大的音频项目;他还在策划一个与“吃”相关的项目,目前已经有几家平台想要拿这个项目的版权了。
王恺觉得做饮食,写文章、甚至写书都不好玩,他想邀请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人来讲一百道菜。比如《我的川菜生活》作者石光华,讲回锅肉,“猪来自哪里呀、肉怎么卷啊、我文革的时候怎么做、80年代怎么做……”形式可能是音频,也可能是视频脱口秀。
他认为自己的赛道不是直播,从来都是内容。他觉得随着VR、AR的兴起,直播可能马上就会被淘汰。在他眼里,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把一个内容玩出花来才是最根本的。
“不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呢?”他说。
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
这两年,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让越来越多“真牛逼的人”靠内容本身迅速崛起,这让王恺感到亢奋:“这真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每当提起互联网,王恺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上扬,互联网在他眼中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互联网的出现造成了更全面的民主,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一次更大多数人战胜少数人的民主”。
不过他也看到了互联网的另一面。
他现在回忆起《三联生活周刊》和纸媒鼎盛的那些年,“朱伟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他说朱伟创造了一个“乌托邦”。
“他天天夸我们,你们的稿子写得是最棒的。他跟我们说,你们除了把稿子写好其他什么都不用管。”结果有一次年终聚会,他们几个人和朱伟在办公室喝酒,朱伟喝到“老泪纵横”,说今年三联终于没有被主管部门找麻烦。“哦,原来他的压力这么大”,王恺感慨。
但几年过去后,王恺重新审视了那个乌托邦时代。
今年3月底,王恺在腾讯为一群想从事直播创业的人做培训。他准备的自我介绍是“我以前在三联做过什么什么、我做了10年”等内容,他当时认为这只是流程化的介绍并没有多想。
结果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三联出来的了,我觉得它没有给你加分”。
“啊?已经这样了吗?”王恺说,当时他觉得很“尴尬”,但并没有“震惊”。他的朋友补充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应该说你用户是多少、融资额多少。”
出来这一年,王恺见过了无数的人。比如那些投资人,有谈一次、谈两次就合作的,也有谈很多次最终也不行的,有投资人因为他曾经效力三联就愿意和他合作,也有人因为他是传统媒体人就不理他的。
“所谓真实就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砸到你面前,逼着你不停往前走。”王恺一直在试图“跳出来看自己和行业”,他说这是“被逼的”。
王恺觉得自己就像是话剧《赵氏孤儿》里的孤儿一样,里面有一句台词让他很受感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孤儿了”。
“原来三联并不是一个光环,它只是一个符号、是过去,你不能拿它骗自己”,王恺说自己从来不觉得这对他是光环,但他依然有些许的感慨:三联这个曾经的乌托邦,破碎了。
王恺偶尔会想,一个诞生于知名媒体的写作者,即使这个体系里的所有人都夸他写得好,但当他离开平台的保护伞,并不见得会受到欢迎,别说叫座,甚至叫好都不太可能。
“你不觉得以前的记者,就像是中世纪懂得拉丁文的牧师吗?”王恺说,互联网打破了这个阶层赖以生存的信息垄断权。
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另一面:从前对内容好坏的评判体系瓦解了,当上个时代的写作者被一个个抛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所生产的内容的好坏无所遁形。
“真正好的人还有其他好法,惨的人那是真惨,这是件很可怕的事”,王恺说。
虽然王恺自己其实也很难讲明白新媒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但他说自己找到了“调性”。
然而看不懂的事依然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他到现在也搞不明白的是:
有一次,一个投资人用一套公式算出来日刻的A轮估值是3500万。不仅如此,他还劝王恺现在不着急用钱可以先不要融,因为估值也许马上就能涨到几亿。
“我现在盈利还挺着急的呢,你是怎么算出我值这些钱的?”王恺不解地问。
日刻是一个纯粹的内容创业公司,其盈利模式就是拍一部视频,平台方给些版权费;和其他平台联合做些知识付费产品然后获取分成。
王恺提起这件事儿不忘调侃,“如果非要说内容产业有什么商业逻辑,大概就是钱都涌到这来了,砸也能砸个公式出来。”